关键词：法律非刑化，约束权力，工具主义刑法观，程序正义
刑法是否只是镇压之法
刑：拿人开刀。
1983 年严打，刑法的镇压功能发挥到了极限。很多人被重判、冤枉，甚至被妄杀。流氓罪，最高刑死刑。（孙中国、李健和：《中国严打的理论与实践》）
《左传》：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 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较之公开明示的法律，反而能够更大范围地打击一切所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刑罚在于打击犯罪，而刑法则约定刑罚，重要使命之一为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使得国家的刑罚权行驶在正常的轨道上，而不至于侵犯个人的自由。
刑罚收缩是历史规律。法起源于刑几乎是各国法制史的一个通例。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律不断分化，刑法中分离出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这些法律逐渐丧失了以刑法为后盾的强制力，法律表现出非刑化的变化趋势。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裂。人的自由不断扩大，体现对国家权力更为严格的规制。
刑法的悖论性：刑法既要惩罚犯罪，又要约束惩罚犯罪的权力本身。
如何转变刑法观
纠正权力至上的观念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
南宋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岳飞被宋高宗赐死，罪名是谋反。岳飞拒绝向皇帝求情：上苍有眼，就不会限忠臣于不义。韩世忠：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飞死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袁崇焕被诬通敌，凌迟处死。北京百姓不明真相，购买袁崇焕的肉边吃边骂。袁崇焕死前留下十个字：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在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面前，公道正义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弗朗西斯·培根：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了水源。相比于可能被滥用的刑罚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
纠正工具主义刑法观
认为法律只是一种工具，则永远无法避免为人任意裁剪取舍的命运。法律工具主义是权力至上必然体现。
《圣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历史已经还将继续告诉我们，国家权力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刑法也不应该成为统治者任意操控的工具。因为刑法要追求公平和正义，而绝对不能唯权力马首是瞻。从这个意义而言，不是法律匍匐于权力之下，而是权力在法律之下俯首称臣。
重视程序正义理念
刑事案件调整的是国家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执法者自诩正义的化身则会失去规则的限制。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幽暗的成分，路西法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
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往往比实体承载了更多的刑事正义。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寻找一个绝对完美的正义，所以刑事司法必然是有缺陷的正义。通过程序性的规则，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有缺陷的正义；但如果只是为了主球实体正义，也许会在某个个案中实现正义，但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法律中禁止刑讯逼供。至少七成以上的刑讯逼供不会导致冤假错案，反而会使得案件得以高效、及时、迅速地推进。对刑讯逼供的禁止不是（主要）因为它会导致冤假错案，而是因为刑讯逼供在程序上是不正义的。
马丁·路德·金：手段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有毒的种子永远长不出正义的大树。
结论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国家打击刑事犯罪的手脚。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并不妨碍国家对于犯罪的有效打击和镇压，而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更加灵活、有效、及时与便利。从这个角度而言，刑法本身是多余的和伪善的，它除了在宣传上与标榜上有美化国家权力的作用外，主要是束缚国家机器面对犯罪的反应速度与灵敏度。
300 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他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
在法治社会，刑法不再是刀把子，而是双刃剑：一个刃针对犯罪，另一个刃针对国家权力。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提出刑法的悖论性：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证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止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他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缘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性：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以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公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正是基于刑法的双重使命，1997 年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