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于特定群体之间的“见死不救”，如父母之于孩子，又如丈夫之于妻子，再如警察之于伤者，这自然都属于犯罪，并无太大争议。复杂的是，路人和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些特定的关系。
对此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有“坏撒玛利亚人”和“好撒玛利亚人”两种做法。
所谓“坏撒玛利亚人”法，，也即要求公民在遭遇人身严重危害的时候，如果施以援手对自己没有损害，就应该积极救助，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立法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的葡萄牙，后来为法国、德国等 15 个欧洲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纳。
在英语国家常见的是“好撒玛利亚人法”，或称自愿者保护法，通过法律来鼓励善举。这种法律的主要精神在于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如果一个人本着善意无偿施救他人，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了纰漏（即使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不应承担责任。
从社会效果来看，“好撒玛利亚人法”明显要强于“坏撒玛利亚人法”，鼓励人行善比强迫人行善要容易得多。“见死不救罪”没有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就会混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使惩罚失去必要的约束。
法律不可能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唤起人们地道德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重建道德，要靠各种制度地齐头并进，法律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法律只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人所难。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像康德哲学所提倡的那样，不计利害得失地遵守道德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