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叫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固然，在农村里贵族老爷们还是作威作福，折磨农奴，靠他们的血汗过着奢侈生活，骑马践踏他们的庄稼，强奸他们的妻女。但是，周围已经兴起了城市：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古罗马的自治市从灰烬中复活了；在其他地方，特别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这些城市总是用护城墙和护城壕围绕着，只有用大量军队才能攻下，因此是比贵族的城堡强大得多的要塞。在这些城墙和城壕的后面，发展了中世纪的手工业（十足市民行会的和小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这种需要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生产和交换的这一切进步其实是很受限制的。生产仍然被纯粹行会手工业的形式束缚着，因而本身还保持着封建的性质。贸易仍然处于欧洲水域之内，并且没有超出欧洲和远东国家交换产品的列万特沿海城市以外。但是不管手工业及其市民手工业者多么微小，多么受限制，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社会；他们至少是在前进，而贵族却是停滞不动的。
- 核心观点：农奴的劳动作为旧制度的否定因素，破坏着贵族的剥削条件；
- 中世纪的城市保护着手工业，产生了商业的需要，并且产生了保护商业的手段，在城市当中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 手工业者是前进的，而贵族是停滞不前的，即反动的。
货币在封建经济瓦解中的作用
在这里，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是用劳役形式，或者是用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缴纳谷物、蔬菜、蛋类、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那时欧洲被压到很低的水平，一切都得再从头做起，因而货币当时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比它的纯粹政治职能小得多：货币是纳税用的，并且主要靠掠夺取得。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但是，由于他们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东西可卖，再加上这时掠夺也完全不再那么容易，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向城市的高利贷者借贷。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实际上，火药只不过像为货币服务的法警而已。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但是已经有整个地区，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和下莱茵，农民都向主人缴纳货币，而不是徭役租和实物租了；在那里，主与奴都已经向变为地主与佃农迈出了踏实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
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烙印到了现代的一切舰队上。
因此，在十五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即使在农村中，在农业由于特别有利的条件而得到发展的地方，旧的封建桎梏在货币的影响下也开始松弛了；只有在新征服的地方，例如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或者在其他远离通商道路的落后地区里，才继续盛行旧的贵族统治。但是，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据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吵，结束那种不间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就从探讨社会关系进到了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来了。
- 中世纪的货币主履行政治职能，而不作为交换手段；
- 货币交换代替实物交换是主-奴关系向地主-佃农关系过渡的第一步；
- 航海和寻金热产生于封建主义但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
- 软弱的市民向封建首脑即王权寻求政治支持。
语言在自觉建立民族国家中的文化作用
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äten〕，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家知道，大多数罗马旧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因此，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äten〕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关于怎样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我们从门克编制的中洛林各区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图景。只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的罗曼语1和德语地名的分界线就知道，这条分界线在比利时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语与德语的分界线基本上是一致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狭窄的争议地带，即两种语言争夺优势的地方；但是大体上已十分清楚，哪儿应该仍然是德语地区，哪儿应该仍然是罗曼语地区。地图上大多数地名所具有的古代下法兰克语形式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形式证明，它们是九世纪的，最迟是十世纪的，所以，分界线到卡罗林王朝末期就已经基本上划定了。在罗曼语的那一面，特别是在语言分界线附近，可以找到由德语的专名和罗曼语的地名标志合并起来的混合地名，例如，在麦士河以西凡尔登附近有：Eppone curtis，Rotfridi curtis，Ingolini curtis，Teudegisilo-villa，即今天的伊佩库尔、雷库尔-勒-克勒、厄尔河岸阿姆布兰库尔、提埃尔维耳。它们是罗曼语土地上的法兰克封建主的领地，小块的德意志移民区，先后被罗曼化的。在城市和某些农业地区里有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它们比较长期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例如“路易之歌”就是在九世纪末从这种移民区里出现的；但是，842 年的国王和王公的誓文（在誓文中罗曼语已经作为法兰克王国的正式语言出现）则证明，法兰克的大部分封建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罗曼化了。
一旦划分为语族（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的迅速崩溃，说明了早在九世纪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是如何强烈。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u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王权和罗马法的政治作用
在这每一个中世纪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的最上级，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高首脑。整个封建经济的基本关系（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役和贡赋2），在处于最初和最简单的形式时，就已经为斗争提供了充分的材料；特别是当有这样多的人要找借口的时候更是如此。而到中世纪后期，当所有各地的采邑关系造成了一团乱麻般的权利和义务，——赐给的、剥夺的、重新恢复的、因罪过丧失的、作了改变的或另作限制的，——这团乱麻又不可能解开的时候，情况是怎样的呢？例如，大胆查理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上是皇帝的臣仆，而在另一部分土地上则是法兰西国王的臣仆；但另一方面，法兰西国王，大胆查理的领主，在某些地区同时又是其附庸大胆查理的臣仆。这样，冲突怎能避免呢？因此，才有向心力和离心力在漫长的世纪中变化不定地起着作用，向心力使附庸归向中心即王权，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他们防御外敌和互相防御，而向心力则经常地、必然地变为离心力；因此，才在王权和附庸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凶野的喊叫在这整个漫长时期中淹没了一切，这时掠夺是自由的男子唯一值得干的行业；因此，才发生无穷无尽的、接连不断的一大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法想像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妙名义后面，也没有妨碍无休止地大谈荣誉和忠诚。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十世纪；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要知道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事情并不是一直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破裂后又重新恢复，并且越发坚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
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但是，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所有制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织在一起，例如，这种所有制主要由特权构成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法比当时的市民阶级的关系要先进得多。但是，市民阶级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纯粹的私有制。这种发展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
诚然，在很多情况下，罗马法为贵族进一步压迫农民提供了借口，例如，当农民不能提出书面证明使自己免除普通的义务的时候，就是这样。但这并没有使问题的实质有所改变。即使没有罗马法，贵族也能找到各种这样的借口，并且每天都在找到这样的借口。不管怎样，实施这种绝对不承认封建关系和充分预料到现代私有制4的法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 经济关系上的杂乱无章必然导致斗争和社会混乱；
- 王权和市民的联盟反复破裂和符合，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链条上不断坚固和强大；
- 罗马法主张的纯粹私有制比封建的特权私有制更符合市民的追求。
封建贵族和骑士已经失去军事垄断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中，封建贵族是怎样在经济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是怎样在政治上也阻碍着城市的发展，阻碍着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情况在维持着封建贵族：直到此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没有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一个仗也不能打。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应该采取最后步骤向封建贵族表明：他们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时期结束了，他们即使在战场上作为骑士也不再需要了。
同封建制度作斗争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士同他们的直接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官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意味着陷入绝境，走不了一步。所以，从十四世纪初起，国王们就力图摆脱这种封建军队，建立自己的军队。从这时起我们就看到，在国王军队中，由召募的或雇佣的军队组成的部分不断增长。最初，大部分是由城市游民和逃亡农奴——伦巴第人、热那亚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以及其他人组成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驻防城市或围攻，在野战中开头几乎是不使用他们的。但是到中世纪末，我们就已经看到还有骑士同他们的不知用什么方法召集的扈从队去受雇于外国君主，这种迹象表明了封建的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
同时，在城市和在自由农民中间（在还保留着自由农民或重新出现自由农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作战的步兵的基本条件。在这以前，骑士和他们的骑兵扈从与其说是军队的核心，不如说就是军队本身；随军征伐的大群农奴后备步兵是不算数的，看来他们到战场上只是为了逃跑和抢劫。在封建制度继续繁荣时期，即十三世纪末以前，进行和决定一切战争的是骑兵。从这以后，情况改变了，而且各地是同时改变的。在英国，农奴制度逐渐消灭，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即自耕农（yeomen）或佃农的阶级，他们是善于使用当时英国的民族武器——弓箭——的新步兵的来源。这种射箭手不论在行军中是否骑马，在作战时总是徒步的，他们的出现乃是使英国军队的战术起根本变化的推动力量。从十四世纪起，在地形和其他条件容许的地方，英国的骑士是选择徒步战斗的。射箭手先开始战斗，挫折敌人的斗志，后边就是徒步骑士的密集方阵等候敌人的攻击，或者待适当时机向前冲锋，只有一部分骑士仍然骑着马，以便在紧要关头侧击增援。当年英国人在法国不断取得胜利，主要正是由于在军队中恢复了防御因素。这些战役大部分是结合着进攻性反击的防御战，像威灵顿在西班牙和比利时进行的战役一样。随着法国人采用新战术（可能是从他们雇佣的意大利弩手起着英国射箭手的作用的时候起），英国人的胜利就告终了。
同样，在十四世纪初期，弗兰德各城市的步兵已经敢于在平地战斗中对抗法国的骑士，并且时常取胜；而阿尔勃莱希特皇帝背信弃义，企图把帝国的瑞士自由农民出卖给奥地利大公（他本人也是奥地利大公）的结果，则是推动了第一支现代的、负有全欧威名的步兵的建立。由于瑞士人战胜奥地利人，特别是战胜勃艮第人，才最终使铠甲骑士（骑马的或下马的）屈服于步兵，使封建军队屈服于新兴的现代军队，使骑士屈服于市民和自由农民。瑞士人为了一开始就证明自己的共和国——欧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立即便把他们的军事荣誉变成了金钱。一切政治上的考虑全都消失了：各州变成了召募事务所，为出价最高的人鸣鼓召募雇佣兵。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意志，也响起了募兵的鼓声；但是，瑞士政府的厚颜无耻（它好像只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国民而存在），直到德意志各邦君在民族耻辱最深重时期超过它为止，始终是无人能及的。
其次，同样在十四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大炮的使用方法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直到中世纪末，小型火器还不重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射箭手的弓在克雷西同步兵的滑膛枪在滑铁卢射得一样远，或许更准确些（虽然动作不同）。野炮也处于幼年时期；相反，重炮却已经多次打穿骑士城堡的无掩蔽的石墙，向封建贵族宣告：他们的统治随着火药的出现而告终了。
- 封建贵族和骑士至今保持着军事垄断，但这种垄断即将消失；
- 十四世纪初起，骑士在国王军队中的地位降低意味着封建军事制度的崩溃；
- 十四世纪起，英国的自耕农弓箭手、弗兰德和瑞士的市民现代步兵打败了法国、奥地利和勃艮第的骑士；
- 瑞士的雇佣兵使用金钱代替政治上的军事荣誉；
- 十四世纪，火药和大炮战胜了骑士城堡。
欧洲各国的民族统一和王权的胜利
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 1450 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5，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快的互相影响不断增长，其共同作用便一年年强大），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就保证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在欧洲各个地方，直到尚未走完封建制度道路的边远地区，王权都同时取得了胜利。在比利牛斯半岛[^blnsbd，当地的两个属罗曼语族的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凡斯语的阿腊贡王国就屈服于加斯梯里亚的标准语；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即伊比利安的荷兰；这个王国从内地分了出去，并且用它的海上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在的权利。
在法国，路易十一在勃艮第这个中间国家灭亡以后，终于在当时还是极为残缺不全的法国领土上恢复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统一，以致他的继承者就已经能够干涉意大利的内乱；而这个统一仅仅由于宗教改革才一度在短期内成为问题。
英国终于停止了它在法国的唐·吉诃德式的会使它继续流血的侵略战争；封建贵族在蔷薇战争中寻找补偿，也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互相毁灭了，都铎王朝登上了王位，权力之大超过了以前和以后的所有王朝。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早已合并。波兰自从和立陶宛合并以后，在王权尚未削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期；甚至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 以上的货币、语言、王权、罗马法和军事等原因，加之印刷术和文艺复兴，在十五世纪下半叶保证了王权对封建制度的胜利；
- 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完成统一，路易十一统一法国，都铎王朝统一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俄国相继赢得王权的胜利；
- 欧洲仅剩下意大利和德意志尚未完成民族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