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
1883 年 3 月 14 日下午两点三刻，马克思在伦敦的寓所安详离世，享年 65 岁。在三天后举行的葬礼上，他的终生朋友与合作者恩格斯预言：“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1]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预言是多么的正确。1999 年和 2005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分别举办 “千年思想家”和“古今最伟大哲学家”调查，马克思均名列第一。这些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在人类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位置。
英国广播公司（BBC）于 1999 年和 2005 年发起的投票结果
| 千年思想家 | 古今最伟大哲学家 | |
|---|---|---|
| 1 | 马克思 | 马克思 |
| 2 | 爱因斯坦 | 休谟 |
| 3 | 牛顿 | 维特根斯坦 |
| 4 | 达尔文 | 尼采 |
| 5 | 托马斯·阿奎那 | 柏拉图 |
| 6 | 斯蒂芬·霍金 | 康德 |
| 7 | 康德 | 托马斯·阿奎那 |
| 8 | 笛卡尔 | 苏格拉底 |
| 9 | 詹姆斯·麦克斯韦 | 亚里士多德 |
| 10 | 尼采 | 卡尔·波普 |
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马克思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于是，人们不禁会问：100 多年过去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早已是昨日黄花，马克思还没有过时吗？换种问法，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呢？
19 世纪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在位 64 年（1837-1901），史称“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殖民扩张进程强势推进，综合国力达到鼎盛，领土面积约 3367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约 4-5 亿，也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大英帝国因此继西班牙帝国之后，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二个被冠以“日不落帝国”的国家。
首先，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改变并且正在继续改变世界。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他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毕生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3]。正是在他的思想指引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为现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1917 年 4 月 16 日深夜，流亡国外的列宁乘火车悄悄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芬兰车站。半年后的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在“震撼世界的十天”[^4]“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今天，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面貌已经因为“十月革命”和苏联发生了重大改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探索救亡图存正确道路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前进的灯塔。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65 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正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正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201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全球经济学家和新闻界纷纷预测，中国何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不管是世界银行预测的 2014 年，还是《经济学人》杂志预测的 2018 年，总之，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次，这是因为马克思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解成为可能。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有两个伟大发现，其中第二个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科学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5]“就像牛顿发现了看不见的力即万有引力定律、弗洛伊德发现了看不见的现象即潜意识的工作机制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难以察觉的实体，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6]基于对资本主义认识史的严肃反思，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指出：“对于任何试图理解 18 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7]因此，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问题或危机，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向马克思，希望从他这里获得某种教益。因为，“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然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8]
最后，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融入当代思想的主流，成为一种无法割裂的新传统。
19 世纪，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被保守派和极端民主派竞相排斥的革命思想。进入 20 世纪以后，它不断融入当代思想，成为与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并列的四大哲学主潮。[^9]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新左派运动兴起后，马克思与后世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大举进军西方学院，成功改变了当代思想的“基因”。正因为如此，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宣称：“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不论愿意与否，甚至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0]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地看到，马克思的著作频繁出现在世界顶尖大学的推荐阅读书目中，成为未来领导者们需要去阅读、去了解的经典。
马克思的“时代”及其“时代精神”
青年马克思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用他的哲学导师黑格尔的话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这意味着：如果人们想要真正了解一种哲学、一种思想，就需要深入到它赖以生成的时代中去。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时代”呢？
20 世纪 60 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就此给出了一种切合马克思基本精神的解答：马克思的“时代”就是 1789-1848 年间那个“革命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1917-2012）是享誉世界的近代史大师。他的 19 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年的欧洲》（1962）、《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75）和《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以及《极端的年代：暂短的 20 世纪》（1994），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世界近现代史观念。 霍布斯鲍姆去世后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的对面。
霍布斯鲍姆指出，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是一种“二元革命”，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一辆革命战车的两个轮子：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上的爆炸物，“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今天的商人和蒸汽机面前，过去的神仙和皇帝们都显得虚弱无力”；法国大革命则为革命的时代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武器。虽然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既相邻更相争，但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种革命却互为补充。事实上，当它们合为一体后，爆发出了震惊世界的力量，不仅推动 1789-1848 年间的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确立了欧洲对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的绝对统治，而且将这种变革扩展到整个世界。“1789-1848 年间的这场伟大革命，不是单纯的‘工业’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胜利；不是抽象的自由平等的胜利，而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胜利；不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是世界上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区）的经济体和国家的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既相邻更相争的国家。1789-1848 年间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就是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双生大变革，此后，这种大变革席卷整个世界。”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随着二元革命的不断前进，霍布斯鲍姆指出，一系列历史结果不断产生出来：第一是以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为核心的旧制度的解体；第二是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确立及其扩张；第三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这既包括各种中间阶级的兴起，也包括无产阶级的形成；第四是资产阶级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第五是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反映、反思二元革命的冲击；第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不断成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以至于人们越发强烈地意识到，一场新的、与无产阶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革命已经蓄势待发。“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少有革命能像这场革命那样已经被人们普遍地预见到，尽管准确的国家和准确的时间尚难精确预见。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等待着将革命的消息用电报传遍千城万镇。” 早在 1831 年，当时还很年轻的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就已经听到“革命”的隆隆轰鸣，他写道：“这种声音虽然深埋地层深处，但正从巴黎这个矿场的中心竖井向着遍布所有欧洲王国的地下巷道系统汹涌传递。”1847 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这革命之声陡然高亢起来。到了 1848 年，革命最终爆发。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为了纪念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创作了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又名《1830 年 7 月 27 日》），表达了画家对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终将到来的坚定信心。1831 年 5 月 1 日，该画作在巴黎首次公开展出，引发轰动。
“革命的年代”造就革命的“时代精神”。这种革命的“时代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未来的批判性思考上。尽管并不总是自觉的，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创造性探索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的少年时代
1818 年 5 月 5 日凌晨 2 点，马克思在特里尔诞生。
特里尔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公元 14 世纪后，该城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特里尔选帝侯国首府。1793 年，法国革命军占领特里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根据 1801 年吕内维尔和约，包括特里尔在内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被并入法国版图，依照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法国民法典》（1804）进行治理。因此，特里尔具有比当时德国其他地方都要强烈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1814 年，莱茵地区被并入普鲁士王国。特里尔人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公民变成了国王陛下的“臣民”！政治和经济的不满情绪由此出现并不断积累。
吕内维尔和约是法国与奥地利于 1801 年签订的和约。该和约承认法国对莱茵河左岸领土的占领，承认法国对比利时和意大利北中部地区的统治，并接受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姊妹共和国”。法国则承认奥地利继续占有威尼斯。
1804 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第一部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 1804 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 年又被法律赋予《拿破仑法典》的尊称。
马克思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1838）出身于特里尔一个历史悠久的犹太教拉比家族，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克（1787—1863）则是一个 17 世纪移居荷兰的匈牙利犹太教拉比家族的后裔。就像马克思后来写的那样，“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犹太文化和宗教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不过，如果就此认为犹太教拉比传统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钥匙，恐怕很难成立。首先，马克思的父亲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往来，声称除了生命和母爱“再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其次，为了继续担任国家公职，马克思的父亲于 1817 年根据普鲁士王国的法律改宗新教，1824 年和 1825 年，其他家庭成员也都分别受洗，信奉新教。再次，马克思的母亲较为依恋犹太教，但作为一位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她对子女的思想影响很小。最后，马克思的父亲在“思想上深受法国 18 世纪关于宗教、科学和艺术等概念的影响”，是特里尔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宗教方面，他不仅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而且很大程度上信奉的是“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自然神论。
马克思的父亲是特里尔高等上诉法院的律师，收入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却足以维持一种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马克思家有 9 个子女，马克思排行老三。由于最大的孩子 4 岁就天折，所以马克思实际上是家中的长子。
1830—1835 年，马克思在特里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读书。这是一所以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为立校之本的自由派学校。马克思在这里接受了充实的人本主义教育，形成了一种以理性主义道德神学为底色的世界观。马克思此时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思想影响：首先是他的父亲，特别是后者的理性主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马克思终身眷念自己的父亲，至死都随身携带父亲的照片；其次是以胡果·维腾巴赫为代表的一些自由派中学老师，维腾巴赫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一位康德哲学专家，他对特里尔的启蒙思想运动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当时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他的论著中找到出处；最后是马克思“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及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1770—1842），男爵喜爱并经常教导马克思，他不仅让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
1835 年 8 月 10 日到 15 日，马克思参加了三场毕业考试，留下了三份作文试卷：8 月 10 日的宗教问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 至 14 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8 月 12 日的德语自由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和 8 月 15 日的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这三篇作文中较有新意、更能展现马克思世界观特征的当属《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这篇作文中，马克思表达了三点值得关注的思想：
一是对现实力量的尊重。马克思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二是对从事实际工作的推崇。马克思写道：“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高尚的。”
三是献身全人类事业的理想主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酒下热泪。”
1835 年 9 月，马克思中学毕业。在全班 32 名学生中，马克思的成绩排第 8 名。不过，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而且只有他的毕业证书上写有“发挥才能，勿负众望”的总评语。
马克思的大学时代：走向哲学
1835 年 10 月中旬，马克思乘船抵达波恩，在波恩大学注册选修法律。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
初入大学的马克思对学习充满热诚。他曾打算同时选修九门课程，他的父亲觉得“多了一点”，担心超过了“身体和精力所能支持的限度”。2 不过，就像大多数刚刚摆脱家庭束缚的德国大学生一样，他也喜欢饮酒取乐，甚至因为夜间酗酒吵闹，被关禁闭 1 天。同样让他的父亲头痛的是，他难以有效控制自己的开支。好在超支往往是与学业有关，所以，在严词责备之余，他的父亲都会照单全付，甚至表示“如需要，还可再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只待了 2 个学期。1836 年 7 月 1 日，他的父亲致信校方，表示自己的儿子将在下学期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814—1881）
1836 年暑假，返回特利尔的马克思与相爱多年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814—1881）私定终身。这桩婚约颇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订婚是秘密进行的；市民之子居然要娶贵族小姐为妻：更不可想象的是，妻子年龄比丈夫大：正因为如此，燕妮不愿或不敢公开婚约。这让马克思心情沮丧，选择用诗歌创作来抒发自己被抑制的情感。短短几个月，他创作了三部诗集献给燕妮、一部诗集献给自己的父亲。这些诗作在诗学上受到德国浪漫派的深刻影响，其核心特点是“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其意义主要在于保存了马克思当时世界观的某些方面。
1836 年 10 月，马克思乘邮车前往柏林，700 多公里的旅程总共花了 5 天。当时的柏林还是一个前现代的“王都”：“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极不发达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不过，马克思即将入读的柏林大学却是当时德语区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好的大学。”
19 世纪的柏林大学
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里，除了写诗，马克思也在认真地钻研法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在双方家庭最终同意他与燕妮的婚约后，他钻研法学的劲头就更足了。在他看来，要想学好法学，必须首先学好哲学，因为“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时德国的哲学是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 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发动“哥白尼式的革命”，确立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 费希特（1762-1814）沿着康德开辟的方向前进，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在自我的 基础上实现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 |
谢林（1775-1854）则提出，哲学应当以超越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的“绝对的同一性” 为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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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1770-1831）基于超越自我与非我的“绝对精神”，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 | 荷尔德林（1770-1843）是德国伟大的诗人，也是谢林和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兼舍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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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使得马克思天然亲近康德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至于在柏林占据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哲学，他则因为其保守外观而“不喜欢”。恩格斯曾经批评，德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人喜欢构造“体系”，“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当时也是如此。他多次尝试建构法哲学体系，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导致他原有的哲学世界观的破产：“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那么，这个“新的神”是什么呢？恰恰是他“不喜欢”的黑格尔哲学！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他走近谢林哲学，试图“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时，必然会被黑格尔哲学“诱入敌人的怀抱”，“因为黑格尔既是谢林哲学更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走向哲学之后的马克思系统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及其子弟们的大部分著作，并加入一个博士俱乐部，成为形成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马克思极富哲学思辨，很快就在博士俱乐部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并与俱乐部的灵魂人物、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立了亲密的友谊。1838 年 5 月，马克思的父亲去世。这让马克思的职业选择陡然急迫起来。他很想从事一些具体性的行业，但遭到鲍威尔的反对，即将去波恩大学任教的后者还允诺帮助他获得一个哲学讲师职位。最终，1839 年初，马克思听从鲍威尔的建议，决定撰写一篇博士论文。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
1839 年初至 1840 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他最初只想专写一篇关于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哲学的学位论文，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他最终决定在较为完整的古希腊哲学史的背景上，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一种比较研究。1840 年 7、8 月至 1841 年 3 月，马克思创作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很清楚，马克思从来也都没有打算将博士论文写成一种纯粹的哲学史著作，对于他来说，博士论文主要是自己的自我意识哲学的一种表达和实现方式。他最终的结论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原理“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是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及其所有矛盾，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一句话，伊壁鸠鲁哲学历史地论证了黑格尔本质学说的真理性，以及青年黑格尔派运用自我意识哲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革命化改造的真理性。
1841 年 3 月 30 日，马克思获得柏林大学的毕业证书。4 月 6 日，他向耶拿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并在缺席的情况下于 4 月 15 日被即刻授予博士学位。
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
在 1914 年为马克思撰写的传记辞条中，列宁提出，1841 年至 1843 年底，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党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起于《莱茵报》，终于《德法年鉴》。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
《莱茵报》是何物？计划投身学术的马克思怎么和它发生关联的呢？
莱茵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1842 年元旦在工商业城市科隆正式出版，是一份反映普鲁士工商业者利益的自由派报纸。1841 年 7 月，马克思听从鲍威尔的意见，迁居至科隆附近的波恩，为计划中的教职做准备。不过，他与鲍威尔介绍认识的那些波恩大学的大人物缺少共同语言，却与正在筹备《莱茵报》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格奥尔格·荣克趣味相投，因此一开始就介入了《莱茵报》的创办。1842 年 3 月，鲍威尔被普鲁最高法庭裁定撤职。青年黑格尔派就此失去了在普鲁士大学任教的可能性。6 月底，马克思因为未来职业发展问题和母亲发生龌蹉，失去经济来源。这促使他全面投入《莱茵报》，并于 1842 年 10 月 15 日成为该报的编辑。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相信，黑格尔已经发现了全部真理，需要做的就是等待见证这种真理变成现实；国家理念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它将超越现实阻碍得到自我实现。差别在于，黑格尔的拥护君主立宪制，而马克思等青年黑格尔派则已经成为共和制的激进支持者。在全面投入《莱茵报》工作之前，马克思正意气风发地筹划着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但在出任《莱茵报》编辑后，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将他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击得粉碎：他原本认为国家、议会或者至少是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能够代表理性本身，推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实现；但现实是，所有这一切都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最终，他不得不沉痛地放弃自己原先的立场，承认“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联系起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出于论战的需要涉猎了英法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尽管拒绝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但他肯定，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而且，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具有伟大人格，认为圣西门主义者安凡丹和勒鲁、傅立叶主义者孔西德朗与蒲鲁东等人充满智慧闪光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面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莱茵报》日益激进，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根据莱茵省的官方报告，其发行量从 1842 年 10 月 15 日的 823 份猛增至 1842 年 11 月 10 日的 1820 份。官方随即加强对《莱茵报》的书报检查，但收效甚微。于是，1843 年 1 月 21 日，普鲁士内阁通过了查封《莱茵报》的决定。3 月 17 日，马克思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带着巨大的思想困惑与危机开始了他新的历程。在申明退出《莱茵报》之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下一阶段的前进方向：到巴黎去，和卢格创办一个新的、更加革命化的刊物《德法年鉴》。不过，在此之前，他还需要处理一件私事，即到克罗茨纳赫与燕妮会合，并举办一场隆重的、期待了 7 年的婚礼。
1842 年 3 月 3 日，燕妮的父亲去世。7 月，在马克思的协助下，燕妮家从特利尔搬到了克罗茨纳赫。1843 年 6 月 12 日，马克思和燕妮公证结婚，6 月 19 日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住了 6 个月（1843 年 3 月至 9 月）。期间，他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以解决自己在实践中所遇到“苦恼的疑问”。在此过程中，有两个事件推动了他的思想发展。
费尔巴哈（1804-1872）
一是他对费尔巴哈的“再发现”。费尔巴哈却是一个具有强烈唯物主义倾向的青年黑格尔派，1839 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1842 年，马克思就阅读过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同年 4 月，费尔巴哈撰写了格言体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以简洁明快的方式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只需要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就能获得完全的真理：“新哲学家必须用人的本质那个不研究哲学的、甚至于反对哲学、对抗抽象思维的方面，即那个被黑格尔贬为注释的东西，吸收到哲学本身里面来。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该文因为书报检查制度直到 1843 年 2 月才公开发表。3 月，已经开始筹划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马克思看到了该文，产生了极大共鸣，宣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使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
二是他对欧洲历史的研究。为了深入到黑格尔鄙弃的历史中去发现法哲学问题的真正解决，1843 年 7、8 月，马克思完成了五本以历史著作摘录为主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他当时的主要兴趣明显地集中在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其中包括法国、英国、瑞典、波兰和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显然，他是希望能够借此弄清楚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摘录越来越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最终不自觉地体认到实际上围绕财产的所有制才是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基础。
《德法年鉴》是一次失败的探索：它不仅没有法国作者的稿子，实现“德法联盟”，而且出版后在法国和德语区（普鲁士、奥地利）都没有产生积极的反响，更重要的是，唯一一期出版后，马克思和卢格的“联盟”就解体了。
1843 年 10 月，马克思偕燕妮来到巴黎，随即开始编辑《德法年鉴》。在《德法年鉴》一、二期合刊也即唯一的一期上，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两篇文献，向世人公开了他的最新的思想转变。他的这一次思想转变是一个复合了三个理论层面的逻辑转换的统一过程：
首先，他从唯心主义转向法权唯物主义，确认了私有权对国家权力的决定作用，指出“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
其次，他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转向哲学共产主义，将消除私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解放的必由之路，指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最后，作为上述两个转变的逻辑结果，在黑格尔、蒲鲁东、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政治经济学就象基督教和黑格尔的法哲学一样，都是异化的即必须加以批判和颠倒的东西，即实现了向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趋进。
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创立历史唯物主义
1844 年 5 月 1 日，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出生。7、8 月间，燕妮带着女儿回特利尔探亲。于是，马克思利用这难得的安静时间，对自己搬到巴黎以来的学习与思考进行总结。他打算阐明自己对国家、法、道德、市民社会等一系列重大主题的看法，首先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通常，在形成一个创作计划后，马克思会大量地阅读、研究既有著作，边摘录边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他会放开手脚进行写作，而此时他的认识往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变化后，他会通过调整、改变创作计划加以应对；然而，他的思想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改变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经过几次调整后，他会彻底放弃原先的计划。这一次也是如此。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原先的计划，留下一批未完成手稿。马克思后来没有和他人谈论过这一创作计划，所以恩格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独立的手稿。1932 年，该手稿第一次完整公开发表，并被命名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时，人们才突然发现马克思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思想发展阶段。
1932 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 1 部分第 3 卷，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朗兹胡特、迈耶尔编辑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第一次从原文全文发表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现存 70 余页手稿。在这里，马克思着力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作为自己的前提，并把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永恒化了。为了将对私有制的经济学批判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拉丁文 alienatio；英文 alienation；德文 Entfremdung）概念。他认为，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在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第二，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仅仅是维持个人存在的手段。第四，人同人相异化。通过提出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不仅论证了扬弃私有制的必要性，而且论证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仅仅涉及的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进行独立的原创哲学探索的起点。他当时觉得自己是沿着费尔巴哈哲学的方向前进：“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可实际上，他的“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的”新思想恰恰是构成了对费尔巴哈的反对。他很快就将意识到这一点。
1844 年 8 月 28 日，马克思在巴黎寓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热情接待了一位从英国来的德国青年，并与他进行了长达 10 天的亲密交流。这人就是恩格斯。
青年恩格斯
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相遇。1842 年 11 月中旬，在赴英国曼彻斯特实习经商的途中，恩格斯专门前往科隆《莱茵报》编辑部拜访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因为不了解恩格斯而“冷淡地”会见了他。在英国，恩格斯亲身经验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广泛接触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发生了巨大飞跃。1843 年底，恩格斯向《德法年鉴》投稿，其中《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让马克思深深感到恩格斯的思想已经走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前沿，从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开始与之通信。恩格斯此次到巴黎就是为了专门见马克思。晚年恩格斯回忆这次见面时说：“当我 1844 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一段伟大的友谊就此拉开序幕。
《神圣家族》封面
在巴黎，马克思和恩格斯商定合作写一个小册子，对反对共产主义的鲍威尔集团进行批判，其最终成果就是 1845 年 2 月在巴黎出版的《神圣家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系统梳理了近代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从而对自己在哲学史中的位置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并发展了一些新的哲学概念和学说。
1845 年 1 月 25 日，也就是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法国政府应普鲁士政府之要求，将马克思等人驱逐出巴黎。2 月，马克思一家来到布鲁塞尔。作为 1830 年才独立的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当时的布鲁塞尔并不发达，但它却比欧洲大陆其他城市更愿意接纳政治流亡者。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继续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3 月，他撰文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从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手稿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已经发生巨大飞跃。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发展起来的新生产力及其历史作用的全新认识上。他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做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一种新哲学，即人们后来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要诞生了！根据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1888 年英文版中的回忆， 1845 年 4 月初，当他移居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再次会合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不过，关于新哲学，马克思当时留下的唯一文字材料就是一个题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简短提纲。多年后，当恩格斯看到这一提纲时，他立刻指认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1845 年 7、8 月，马克思在恩格斯的陪同下在英国旅行了六个星期，大部分时间在曼彻斯特读度过。曼彻斯特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是当时的世界棉纺工业之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工业化城市。在这里，马克思亲身经验了什么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也充分了解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与最高水平，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升华。在返回布鲁塞尔的途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停留了几天，与当地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工人运动组织者进行了接触。
马克思是为了自己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创作而去英国考察的。但回到布鲁塞尔后，他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又中断了，原因是他要写一部新的哲学批判论著： “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释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是必要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鲍威尔基于《神圣家族》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是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者，二是因为另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本名约翰·卡斯帕·施密特）1844 年 11 月新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虚无主义的抨击，在思想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就是说，批判对象的新动作迫使马克思恩格斯去破旧立新：破旧，就是阐明自己与费尔巴哈以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原则对立；立新，就是正面阐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中已经勾画出来的新哲学。
马克思要写的这部哲学论著名字叫《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年 9 月底，他和恩格斯开始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 1846 年 4 月，计划中的小册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块头，8 月，因为察觉到该书的出版已经不可能，他们最终停止了创作，不过，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得到了第一次系统的科学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 1847 年都在谋求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始终未果，最终被束之高阁。马克思后来回忆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1932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全文发表。它的发表深化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马克思写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抽象的哲学怎样才能改变现实的世界？马克思的回答是：到群众中去，实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因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想法变得越发强烈：“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
柏林洪堡大学主楼正厅内镌刻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争取无产阶级的努力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首先，除了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尚未达到政治自觉与政治成熟的程度。其次，少数已经觉醒的工人阶级自发形成或接受了某些社会主义观念，并没有迫切感觉到需要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指导。最后，马克思的学说显著超越了当时工人阶级的认识水平，以至于后者敏感地觉得它有一种“精神上的傲慢”。因此，马克思争取无产阶级的过程，在事实上就不得不成为与各种既有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竞争的过程。
1846 年 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中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经过努力，伦敦、巴黎等地先后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委员会的规模不大，但思想分歧却很严重。而马克思对理论的纯洁性有着异乎常人的追求，所以，他一次又一次主动发起论战，捍卫自己学说在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即便得罪了许多人也在所不惜。
魏特林（1808-1871）
魏特林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工人阶级中享有盛誉。他在吸收同时代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用暴力革命推动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将共产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高度。1842 年出版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代表着魏特林思想发展的顶峰，集中体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方案。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该书，称它是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1846 年春，魏特林来到布鲁塞尔。马克思热情欢迎魏特林的到来，积极争取他接受自己的共产主义观念。不过，魏特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无产阶级仅凭激情无需理论的指导就能赢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宣布“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从而与之决裂。
克利盖（1820—1850）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美国的一个成员。他在美国大力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坚决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被误认为是德国共产主义的代表。1846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发动对克利盖的批判，宣告他宣传的倾向不仅“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这一批判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赫斯（1812—1875）。“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用德国的哲学观念（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念）来论证、解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物。它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建立在思维或情感的基础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得到的思辨表达。
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
蒲鲁东（1809-1865）
1840 年，蒲鲁东出版《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以经济学的方法论证了“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个观点，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蒲鲁东对 1843 年处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马克思有着重要影响，即便是后来两人交恶，马克思也说，该书是“他最好的著作”，“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1844 年冬，马克思在巴黎与蒲鲁东建立了直接的交往，并帮助后者了解德国哲学，因为后者正在创作《贫困的哲学》，力图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德国哲学的高度。1846 年 5 月，马克思致信蒲鲁东，向他详细介绍了委员会的目的，热情邀请他加盟：“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但蒲鲁东因为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而最终拒绝加入。1846 年冬，马克思看到蒲鲁东的新著《贫困的哲学》，随即决定进行批判，其成果就是 1847 年 7 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客观地讲，《哲学的贫困》当时并没有动摇蒲鲁东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地位，但对传播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蒲鲁东没有进行公开的答辩，只是曾写过这样一个批注：“实际上，马克思悔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在 100 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蒲鲁东的这一批注，人们恐怕只有莞尔一笑了。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蒲鲁东的哲学，也批判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而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和《雇佣劳动和资本》（1849）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最终在马克思 50、60 年代的研究中结出了硕果。
马克思争取无产阶级的努力最终在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得到积极的回应。1836 年，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巴黎成立了“正义者同盟”。1839 年“四季社”起义失败后，大批同盟成员逃亡到伦敦。伦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强健的工人运动传统氛围极大地促进了“正义者同盟”规模的扩大和政治自觉性的提高。马克思在 1846 年初就向伦敦的共产主义者们发出了建立联系的邀请。但是，一开始，同盟成员并不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是同盟在反思清算自己原有的共产主义观念特别是魏特林的观念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坚实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性，从而渐渐向马克思靠拢。1846 年 11 月，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从巴黎搬迁到伦敦。1847 年 1 月 20 日，同盟派人前往布鲁塞尔，邀请马克思加入同盟。6 月，同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部分接受了马克思的主张，将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将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 月，马克思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正式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支部，自任主席。11 月 27 日，马克思启程前往伦敦参加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 10 多天的激烈民主辩论，同盟最终接受马克思的主张，把“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目的，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10 这个党纲就是 1848 年 2 月公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由此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世人面前。
马克思的伦敦岁月
1849 年 8 月 26 日，马克思在两位革命友人的陪同下抵达伦敦。
这是马克思第三次到伦敦。
1845 年 7、 8 月间，马克思在恩格斯的陪同下第一次到英国进行考察旅行，期间在伦敦短暂停留，会晤了正义者同盟的几个领导人。返回欧洲大陆后，他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表述。
1847 年 11、 12 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党纲领，并委托他们“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这个党纲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1 月，人们期待已久的革命终于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率先爆发，继而以法国巴黎为中心向整个欧洲扩散。在革命的洪流延烧到普鲁士后， 1848 年 4 月初，马克思及其家人、同志迅速回到普鲁士，以科隆为基地，以《新莱茵报》为主要平台，开展革命活动，努力通过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扩大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影响。 1848 年 11 月，普鲁士的反革命高潮降临，但马克思始终坚持斗争。他先是被送上法庭受审，接着是被迫终结《新莱茵报》，之后流亡巴黎。即便如此， 1849 年 7 月 19 日，马克思及其家人还是被普鲁士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 24 小时之内”被驱逐出巴黎。 8 月 23 日，因为瑞士政府不给护照，马克思决定“必须去伦敦”，并且建议当时身处瑞士的恩格斯为了安全也“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28 月 26 日，马克思抵达伦敦。 9 月 17 日，他的家人到达伦敦。 11 月 10 日前后，恩格斯也终于辗转到达伦敦。
《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办的、面向大众的德文政治性日报。该报 1848 年 5 月 31 日创刊， 6 月 1 日正式出版，其鼎盛时期订户达到非常惊人的 6000 份！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终刊号。在告别辞中，马克思恩格斯写到：“《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619 页）
1849 年时的伦敦拥有 250 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也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这种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源于工业革命的产物：铁路。英国历史学家勃里格斯评论说：“铁路给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比其他任何革新发挥的作用要大，虽然它的作用错综复杂，而且是有争议的。” 3 投资、就业、大规模城市改造、民主化的旅行方式、鲜明的贫富分化、物美价廉的商品、定时准点观念以及更快的生活节奏和必不可免的事故……这一切都让伦敦如此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伦敦愿意接纳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和革命者，并给与他们更大的自由。
十九世纪中叶的伦敦
马克思流亡伦敦是为了等待下一次革命高潮的降临，以便重返德国。然而，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后半生会主要在伦敦度过。
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849 年至 1856 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生活总的说来非常窘迫艰难。由于缺乏稳定而充足的经济来源，他们经常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等着恩格斯等友人的接济以维持生活。他们曾多次到朋友家躲债，最艰难时甚至靠典当燕妮的嫁妆度日。囊中羞涩迫使他们频繁搬家， 7 年间搬了 6 次，仅第一年就搬了 5 次！虽然他们住过的地方地处市中心，不是贫民窟，但也绝对谈不上体面。更让他们悲恸的是，在此期间，他和燕妮的孩子夭折了三个，年龄最小的还不到 1 岁！
马克思这一阶段生活窘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缺乏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唯一有收入的工作是 1851 1862 年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二，马克思在革命事业和资助其他革命者方面花费了不少积蓄。第三，马克思及燕妮在此期间从家庭或亲属得到了一些经济资助，但总量不是特别大。第四，虽然从 1850 年 11 月以后，重返曼彻斯特家族公司当职员的恩格斯开始连续不断地资助马克思，但恩格斯当时的经济状况还不是非常宽裕。第五，必须指出的，马克思和燕妮都不善于理财，无法开源节流，从而直接导致他们的绝对收入并不算低，但过得比拥有差不多收入的其他中间偏下阶层家庭要艰难得多。
不管生活怎样窘迫，马克思都没有放弃革命理想。不过，1850 年夏季，他关于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判断彻底改变。是年 6 月，他取得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花了三个月研究《经济学人》杂志的过刊，最终得出结论： 1848 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繁荣为欧洲的反动派提供了物质基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向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他开始将精力更多地转移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成为他新的“战场”。不管是 1856 年前居住在市中心，还是此后居住在市郊，马克思都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忠实读者。“他一生中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史所作的了解，并要超过这个学科的大多数教授”。
1856 年，燕妮从叔父和母亲那里继承了 2 笔遗产。于是，马克思一家用这些钱将家搬到了伦敦西北郊区一个因兴修铁路而新开发的肯提斯镇。新住所的居住条件大有改善，且就在风景秀丽的汉普森泰特荒原附近，马克思很喜欢在那里散步。1864 年和 1875 年，马克思家又搬了两次家，但都还相距不远。总的说来，在 1856 年至 1883 年这个阶段，由于得到多笔遗产馈赠，加之从 1869 年起恩格斯每年给与马克思 350 英镑的津贴，马克思家的生活日趋稳定。马克思也成为邻居眼中令人尊敬的绅士。
1875 年的马克思
1856 年 9 月 26 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 1857 年冬天。”1857 年 11 月，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爆发。这让马克思非常振奋，并促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快总结整理出来。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一直致力于此，创作了数量庞大政治经济学手稿，不过，在其生前，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 年）等为数不多的成果得以出版。
1864 年，在马克思的大力推动下，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尽管是第一届“以及以后各届总委员会的灵魂”，但马克思并没有在第一国际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主要和他的流亡革命者的身份有关。事实上，1874 年，英国政府正是因此拒绝了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
1882 年的马克思
长期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其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削减工作，时常疗养。1881 年 12 月 2 日，燕妮去世。因为身体虚弱，马克思连葬礼都未能参加。1883 年 1 月 11 日，马克思最钟爱的大女儿燕妮在巴黎去世，这给马克思以巨大打击。1883 年 3 月 14 日下午，在人们以为马克思即将大病痊愈的时候，马克思在自己的寓所“安祥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1883 年 3 月 17 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汉普森泰特荒原上的海格特公墓。1954 年，马克思墓被移到公墓里一个较显著的位置，2 年后又设立了一座马克思的纪念头像，在雕像底座上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位于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
《资本论》的创作
在 1868 年 3 月的一篇书评中，恩格斯宣称：“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他所说的书就是马克思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
说到《资本论》，就必须从 1850 年 6 月谈起。那时候，马克思获得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利用该馆的丰富馆藏，重新开始因为 1848 年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此时的马克思不仅已经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已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并且较为充分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开始改造劳动价值论，探索剩余价值的秘密。也就是说，马克思当时正站在自己思想发展的全新起点上。
在拿到大英博物馆阅览证的前三个月，马克思系统研究了《经济学人》杂志的全部过刊，最终得出结论：1848 年革命的物质基础是 1847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随着此轮危机的结束，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只有等待下一次危机的来临，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那么，在新的危机来临之前，革命者应当如何作为？马克思的选择是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为未来的革命准备理论武器。
1850 年 9 月至 1853 年 8 月，马克思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留下了 24 本笔记本，总计 1250 页的摘录和批注。这批文献史称《伦敦笔记》。《伦敦笔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此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除了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外，马克思当时在危机理论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他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危机理论，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本身！勤奋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他很快就决定出版一本新书，表明自己对经济学的新看法。1851 年 4 月，他甚至告诉恩格斯自己的新计划很快就能完成：“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不过，他的计划被各种因素一再延宕。1853 年 3 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亲自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工作量明显增加，于是，他再次搁置了自己的创作计划。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一家美国左翼报纸，1841 年至 1924 年出版。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持续到 1862 年 3 月。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第一组文稿是由恩格斯代笔的，因为他当时的英文水平不如恩格斯熟练。随着英文水平的不断提高，从 1853 年 3 月开始，马克思亲自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当然，恩格斯还是间或为马克思代笔。截止 1862 年 3 月，《纽约每日论坛报》总计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465 篇（组）通讯。
撰写经济学论著的计划虽然搁置了，但马克思始终密切关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56 年 9 月 26 日，他告诉恩格斯：“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 1857 年冬天。”资本主义经济随后的发展表明，马克思的预言完全正确：1857 年 11 月，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爆发。这让马克思非常振奋，促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快总结整理出来。正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他真正拉开了《资本论》的创作序幕。
反映 1857 年经济危机的漫画
《资本论》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大体可以将它简要还原如下：
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人们通常说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由 6 篇手稿构成，创作于 1857 年 7 月至 1858 年 8 月间。该手稿约有 50 个印张，是不直接以出版为目的的研究性草稿，通常被认为是《资本论》的最初稿。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构成：
- 《巴师夏和凯里》
- 《导言》
-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
- 《金称量机》
-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的开头部分》
马克思《资本论》手稿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859—1861 年经济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 1859 年 1 月脱稿、同年 6 月出版。它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第一次公开面世。《1859—1861 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为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准备，由三篇手稿组成。马克思当时疾病缠身且有其他事务要处理，所以该手稿的篇幅很小，仅有 2、3 个印张。
《1859—1861 年经济学手稿》的构成：
- 《资本章计划草案》
- 《引文笔记索引》
- 《我的笔记本的提要》
三、《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该手稿创作于 1861 年 8 月至 1863 年 7 月，有 23 个笔记本，1472 页，约 200 个印张。马克思原本是根据《1859—1861 年经济学手稿》的计划创作，目的是为了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但在创作过程中内容不断发展扩大，最终演化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庞大手稿。该手稿中篇幅最大的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批判（约 110 个印张），1905 年至 1910 年，考茨基曾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题，分三册整理出版了这一部分手稿。正是在创作该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出版《资本论》：“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它是第一次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
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
四、《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
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即开始创作以直接出版为目的的《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
五、《1867—1881 年经济学手稿》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为第二、三卷的出版准备的手稿。1885 年和 1894 年，恩格斯根据这一手稿分别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1867 年 9 月的第三个星期，《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第一次印刷 1000 册。出版商用了四年的时间才把这 1000 册卖完。不管对于当代读者，还是当时的读者，《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开头几章，都是艰涩难懂的。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抽象性。按照马克思的设计，《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即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读者最先看到的《资本论》第一卷探讨的恰恰是最抽象因而也是最难懂的本质学说。其次是表达方式的思辨性。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马克思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列宁曾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一点，并作过一段非常精辟到位的评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 Logic），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显然是一般的《资本论》读者想象不到，更难以应付的。最后是经济学术语系统的时代性。作为 19 世纪的产物，《资本论》的术语系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经济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有很多术语今天也不再使用，这更加增添了当代读者的阅读困难。
尽管艰涩难懂，但《资本论》第一卷的表达形式确实堪称完美。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前提（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和特殊前提（一定数量的货币积累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然后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最后从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判决。随着对《资本论》的理解不断走向深入，人们最终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论》及其手稿，或者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难道仅仅是经济学吗？人们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在 1847 年以后，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以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为参照系，针对人类历史真实发展、人类主体本质的科学确证和现实社会批判的哲学理论创造。这不是什么经济学建构中存在的哲学片段，而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建构过程。哲学始终是马克思理论生涯的内在主线之一。否则，我们将严重地遮蔽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大哲学话语转换。”就此而言，《资本论》的创作史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得到了发展。第一个层次的发展是它从假说变成了科学：“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第二个层次的发展是它自身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它发展出了一套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晚年思考
从手稿的准备情况看，《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其实可以更早些的。它的出版之所以会延迟，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第一国际的组织领导中。1872 年 9 月，鉴于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的严峻政治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建议将第一国际的领导机构—总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到纽约，因为“在纽约我们的文件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在摆脱总委员会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后，马克思按理说可以全力投入《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创作了，可实际情况是，不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各种疾病的加剧，他的身体垮掉了。所以，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马克思不得不放弃高强度的工作方式，搁置包括资本论》创作在内的各种研究计划，经常参加疗养。即便是这样，马克思的大脑也没有停止思考，始终密切关注着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政治动向和学术动向。
1848 年革命后，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资本的年代”。工人阶级运动也由此逐渐从低潮中恢复并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1863 年 5 月，在拉萨尔领导下，德国国内的工人阶级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 年 8 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工人阶级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共同开展斗争的过程中，这两个工人阶级组织产生了联合的需要，后于 1875 年 5 月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看到该党的党纲草案后，马克思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因为党的领袖为了合并作出了太多的无原则的妥协。为了挽救党的领导人，马克思抱病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史称《哥达纲领批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系统批驳了纲领到拉萨尔主义的思想残余，同时基于自己对巴黎公社的反思，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法理学家、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早期著名领袖。拉萨尔和马克思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都是犹大人，都毕业于柏林大学，都受到黑格尔哲学深刻影响，都是哲学博士。他参与过 1848 年革命，并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后退出工人阶级运动，蛰居柏林从事学术研究。1862 年，拉萨尔同重新活跃起来的德国工人运动发生联系，其思想得到德国国内工人阶级的支持。
1885 年《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告诉读者，1870 年以后，马克思利用生病的间隙坚持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实际上，马克思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特别倾心于微积分研究，甚至把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看做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同样重要的事情！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研究自然科学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史、农业化学有助于于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研究微积分不仅有助于他找到表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辩证过程的更好方法，同时也是他放松精神的一种方式：“在工作之余——当然不能老是写作——我就搞搞微分学。我没有耐心再去读别的东西。任何其他读物总是把我赶回写字台来。”
正像《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发展，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于是，一些欧洲人原本不知其存在的原始文明形态逐渐暴露在资产阶级殖民者的眼前，从而促进了人类学在 19 世纪后期的大发展。人类学的这种繁荣发展当然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他认真研究了当时的一批人类学著作，留下一部现在统称为《人类学笔记》的手稿。如果认为马克思研究人类学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人类学由来已久的兴趣，或者是想对文明起源文献发表什么专业的学术见解，那肯定是不对的。他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首先还是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为当时他正在进行《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演化。其次与欧洲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有关，因为他领导下的第一国际曾通过“土地国有化”的决议，而这一主张本身需要理论支持。最后则是为了回应俄国革命者的内部争论、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因为当时俄国革命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而俄国革命者内容却对革命的前景与道路产生了尖锐分歧。总之，马克思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关注历史。这一点完全适用于他同时期完成的四册《历史学笔记》。
《人类学笔记》篇目：
-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 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 年伦敦版）一书摘要
-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 年伦敦版）一书摘要
-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 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
根据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马克思调整了自己对于俄国革命前景的看法。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保存了大量的农村公社。在进行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之前，马克思并不看好这种公社制度，不认为它能抵御资本主义的扩张，支撑一场革命：“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但在此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不再否定俄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但是，他始终强调这是一种需要条件的可能性、而非无条件的必然性：“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那么，超越卡夫丁峡谷需要什么条件呢？在内部，公社不产生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外部，公社必须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就此而言，历史在 20 世纪的发展证明恩格斯后来说的是正确的，即以俄国为代表的前现代社会能够超越卡夫丁峡谷，关键其实还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必然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须的先决条件。”
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交战双方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再认识
1975 年，美国新左派学者诺曼·莱文 出版了一本题目非常耸动的著作《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力图彻底颠覆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传统认识。在此后 40 年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多个角度反复阐发，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今天，像莱文这样的极端对立论者已经很少了，但确实还有不少人依旧在用对立论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关系。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这种对立论思维呢？
首先，这种对立论思维源远流长，在客观上曾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不断发展。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有了。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写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1844 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的不胜枚举，他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一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一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此后，相关论调就不断出现，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达到高潮。持对立论思维的学者既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引起了争论，在客观上使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
其次，这种对立论思维反对非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一体论思维，具有自身的学术合理性。1849 年流亡英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在空间上和欧洲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界隔绝开来了。这导致他们主要通过文字与外界发生联系，而外界也主要通过文字来了解他们。时间长了，人们就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是一体的。马克思在 1856 年就已经察觉到这种倾向：“最奇怪的是，这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这种一体化思维不断发展强化，以致于恩格斯逝世后，在很多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眼中，恩格斯就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自我，也就是，他们已经从具有伟大友谊的两个主体，变成了一个伟大友谊的两个部分，即他们作为独立主体的个性、客观差别变得不存在了。无论这种一体化思维中包含的情感是多么真挚，但它的非批判性都是必须批判的。就此而言，这种对立论思维有其不容否定的学术合理性。
最后，斯大林主义兴起之后，这种对立论思维日益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相结合。在第二国际时期，这种对立性思维主要指向具体的学术问题，不具有过多的现实指向性。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兴起之后，当人们开始把恩格斯的思想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源头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就具有了鲜明的现实政治意味：人们拍的是口袋（恩格斯），要打的却是驴（苏联社会主义）！
历史地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特别是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人们日益摆脱对立论思维的束缚，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认识的回归，从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分享共同的理论基础，不过同时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必须承认的差异。
位于德国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塑像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既存在统一又存在差异的关系呢？我们必须看到，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有差异的思想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早期人生经历都不尽相同，这很自然地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焦点和思想特点。作为两个独立的思想主体，他们对同样的问题作出差异性的反应，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例如，19 世纪 70 年代，他们都对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马克思较为关注技术史、农业化学、微积分等与《资本论》创作密切相关的那些学科领域，而恩格斯则出于更纯粹的兴趣，对物理学、化学等学科领域的最近进展都有所涉猎，并力图发现或者抽象出其中的哲学。
其次，他们的思想发展不同步，但马克思并不始终是“第一小提琴手”。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曾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评论：“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的第一小提琴手。”如果就人物的总体评价而言，这个评论没有问题。可如果就思想史研究而言，这个评论就未必总是能够成立了。就 1843—1848 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公开化过程而言，因为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最强盛的无产阶级运动都有直接的经验，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恩格斯走在最前面，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
再次，他们的伟大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上的。我们知道，流亡英国后，马克思家的生活长期依靠恩格斯的资助。有人就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是以这种经济赡养为基础的，或者说，马克思迫于经济压力而忍受了恩格斯对其思想的误解或篡改。这是一种非常无聊的观点：第一，马克思对理论的纯洁性有着异化常人的要求，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容忍过理论上的不一致更不用说歪曲了；第二，如果愿意放弃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1848 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完全可以像拉萨尔等人那样，通过向普鲁士政府“悔过”过上安逸的生活；第三，19 世纪 60 年代，俾斯麦政府曾几次试图收买马克思，“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结果遭到马克思的无情嘲弄。
又次，他们存在不同的理论分工。1870 年，恩格斯终于摆脱商业活动，迁居伦敦，重新开始自己喜爱的理论研究。为了让马克思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资本论》创作，恩格斯更多地承担了指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工作。他在此之后完成的几乎全部理论著作都是为无产阶级读者创作的，这使得他在理论表达上不得不适应大众化的需要，从而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更科学、更学术化的表达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无疑只是技术性的。
最后，晚年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在这种条件下，他对自己和马克思过去的某些结论、某些策略进行调整，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合理的。在这个方面，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和马克思都开始思考英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性差异恰恰体现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