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勘误：书中第 4 页第 9 行，“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应为“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勇敢的正当化根据是什么？
是道德主义吗？按照道德规则行事，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丝毫不考虑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康德：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以道德主义作为行事为人的根据，最大的痛苦就是在“知道”和“做到”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德行的初心可能走向德行的幻灭。
是功利主义吗？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为。边沁认为幸福没有高下之分，根据自己的经验计算利害得失，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庸俗。这种功利观一定会让人追求现实的快乐，追逐眼前的利益，选择怯懦而非勇敢。
核心论点：
对于热点写作，有两种最常见的指责：一是沽名钓誉，博人眼球；二是消费他人，如秃鹫食腐肉令人恶心。
第一种指责很容易驳斥。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不仅本身值得追求，其结果也往往合乎欲求。
医生治病和从政为官都是一种独特的技艺，而如果这种行为只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再是一种技艺。写作亦然。人们常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通常的情况是，为了好事去努力，也就有可能得到所附随的前程。但如果“只为前程，无所谓好事”，很可能既无好事，又无前程。
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
边沁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快乐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物质或肉体的快乐是简单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是复杂的快乐，复杂的快乐只是简单的快乐的量的扩大。
穆勒把快乐分为幸福和满足。人类具有的官能高于动物的欲望。幸福与人的尊严有关，而满足与人的尊严无关。动物式的欲望很容易得到满足，但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却永无止境。
官方网站：The TLA+ Home Page by Leslie Lamport
TLA：时序逻辑行为（Temporal Logic of Actions）
TLC：遍历 TLA+ 抽象出来的系统的每一个可能路径，并在每条可能的路径上对一些条件（称为“不变式”）进行检验。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谈全局观念，很容易招来拍砖乃至讥笑。一个传统上如此重视集体归属感的群体，又刚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走出来不远，很多人还沉浸在对“无我”的反思之中。追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思想的松绑，仿佛才刚刚开始。有什么必要在肯定个体意识的同时，强调全局观念的“也要”？
这正是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所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种观念像个体意识与利益诉求一样，如此席卷人心。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从“言利未必非君子”到“无利不起早”，个人利益已经成为很多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或含蓄或直白，或温和或激烈，对个体的强调，迅速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全线展开。
观念的演进，源自奔流的实践。个体意识勃兴的背后，是告别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进程。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利益边界，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也正是因为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赢得了亿万人发自内心的推动。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时代一去不返。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 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
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 34 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 \def\assert{\mathsf{assert}} \def\assume{\mathsf{assume}} \def\cmted{\mathsf{cmted}} \def\do{\mathsf{do}} \def\done{\mathsf{done}} \def\false{\mathsf{false}} \def\for{\mathsf{for}} \def\foreach{\mathsf{foreach}} \def\Just{\mathsf{Just}} \def\MsgType{\mathsf{MsgType}} \def\recv{\mathsf{recv}} \def\recvTO{\mathsf{recvTO}} \def\repeat{\mathsf{repeat}} \def\rounds{\mathsf{rounds}} \def\send{\mathsf{send}} \def\skip{\mathsf{skip}} \def\true{\mathsf{true}} \def\val{\mathsf{val}} \def\Values{\mathsf{Values}} \def\value{\mathsf{value}} \def\pick{\mathsf{pick}} \def\prop{\mathsf{prop}} \def\Goolong{\mathsf{Goolong}} \def\IceT{\mathsf{IceT}} \def\Int{\mathsf{Int}} \def\Round{\mathsf{Round}} \]
摘要
我们提出了假装同步（pretend synchrony），这是一种验证分布式系统的新方法，基于这样的观察：虽然分布式程序必须异步执行，但在验证它们的正确性时，我们通常可以将它们视为同步的。为此，我们计算了一个同步（synchronization），一个在语义上等效的程序，其中所有发送、接收和消息缓冲区都被简单的赋值取代，产生了一个可以使用 Floyd-Hoare 风格的验证条件和 SMT 进行验证的程序。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方法作为在 Go 中编写经过验证的分布式程序的框架，并通过四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例研究对其进行评估——经典的两阶段提交、Raft 领导者选举协议、单法令 Paxos 协议和基于 Multi-Paxos 的分布式键值存储。我们发现假装同步允许我们开发高性能系统，同时通过将手动指定的不变量减少 6 倍来使功能正确性的验证更简单，并通过将检查时间减少三个数量级使之更快。
异步分布式系统很难做到正确。网络延迟、执行时间的变化和消息丢失可能会触发程序员既不打算也不预期的行为。为了消除这种微妙的错误来源，程序员煞费苦心地构建工作负载和压力测试来调整相关的时间表。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由于无界数据域和程序经常参数化的事实，即参与节点的数量在编译时是未知的，可能的调度数量是无限的，确保测试充其量只是触及所有可能行为的表面。确保正确性的更原则性方法是通过数学证明正式验证它们的预期属性。然而，验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通信的异步（asynchronous）特性，程序员必须向证明者提供不变量，这些不变量通过在所有参与者的联合状态上拆分案例来明确枚举可能的调度。这样的不变量很复杂，很难预测。更糟糕的是，异步不变量必须对（无界）消息缓冲区的内容进行推理，这使得甚至无法确定候选不变量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