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刑法悖论十讲：犯罪的决定与被决定
1993 年遗传学家汉·布鲁纳发表报告称某个具有特殊历史的荷兰甲组的男性成员都有一种奇怪的攻击性，通常是暴力行为，如裸漏、纵火和强奸等。他们对很小的挫折和压力的反应都很疯狂，如叫喊、咒骂，甚至殴打激怒他们的人。布鲁纳经过多年的秘密研究后，声称在这些深受折磨的男性身上发现了一小段基因缺陷，它产生的一种酶，即单胺氧化酶 MAO 会阻断大脑中用于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因此，那些具有这种基因缺陷的人便积累了过多的具有巨大能量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这些积累导致攻击性的爆发。
关键词：刑法使命的变化
参见：刑法悖论十讲：刑法既要惩罚犯罪人又要保护犯罪人
如果把“圆”看成一个有关正义的隐喻，那么每画一个“圈”的决定都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追求。一般说来，至少有三种勾画“圆圈”的态度。
第一种人随意乱画，如画了个四边形，然后称之为“圆”。居上位者如此为之，可能是为了测试下属的忠诚，如赵高的指鹿为马；如果居下位者也学着如此为之，那自然是唯领导马首是瞻。
第二种人很用心地手绘圆圈，但无奈所画之圆就是不太规则。他们中的一部分会灰心丧气，甚至干脆放弃。这些人觉得世上本无圆，庸人自扰之。理想破灭之后的虚无会让这些人以犬儒讥诮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也就慢慢转变为第一种人。
第三种人用先进的仪器画圆，如使用圆规。当画出一个合格的圆，会非常开心，并讲自己所画的“圆”定义为圆的标准。如果有人提醒他们，其实还有更完美的圆，他们会把这种意见当作对自己的挑战，因为他们俨然已经是真理的代表。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自恋。
应然正义和实然正义是法律永恒的主题。
当生命中缺乏一个终极的敬仰对象，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置于生命中最重要地地位，形成无法抑制的自恋。
自恋让人执着于对他人的利用，所有的人际交往都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人失去利用价值，“爱”也就消失殆尽。
自恋让人缺乏安全感。人知道自己的有限，自恋让人不断提升自我来对抗对未来的焦虑，但不断的自我成功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同类更深的敌意。自恋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仇恨，仇恨带来恐惧，恐惧又带来更多的仇恨。
恐惧让人选择结盟，盟友都是具有相同优越感的人，通过对敌人的“同仇敌忾”深化了盟友的自我优越感。
然而，这种安全感极不稳定。一方面，结盟会让群体之间冲突加大，产生更大的仇恨；另一方面，人自恋与仇恨的天性也会在盟友内部形成新的派别、新的冲突、新的仇恨。一个仇恨异族的人，也一定会在本族中分门别类，造成争端。
本文勘误：书中第 4 页第 9 行，“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应为“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勇敢的正当化根据是什么？
是道德主义吗？按照道德规则行事，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丝毫不考虑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康德：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以道德主义作为行事为人的根据，最大的痛苦就是在“知道”和“做到”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德行的初心可能走向德行的幻灭。
是功利主义吗？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为。边沁认为幸福没有高下之分，根据自己的经验计算利害得失，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庸俗。这种功利观一定会让人追求现实的快乐，追逐眼前的利益，选择怯懦而非勇敢。
核心论点：
对于热点写作，有两种最常见的指责：一是沽名钓誉，博人眼球；二是消费他人，如秃鹫食腐肉令人恶心。
第一种指责很容易驳斥。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不仅本身值得追求，其结果也往往合乎欲求。
医生治病和从政为官都是一种独特的技艺，而如果这种行为只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再是一种技艺。写作亦然。人们常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通常的情况是，为了好事去努力，也就有可能得到所附随的前程。但如果“只为前程，无所谓好事”，很可能既无好事，又无前程。
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
边沁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快乐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物质或肉体的快乐是简单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是复杂的快乐，复杂的快乐只是简单的快乐的量的扩大。
穆勒把快乐分为幸福和满足。人类具有的官能高于动物的欲望。幸福与人的尊严有关，而满足与人的尊严无关。动物式的欲望很容易得到满足，但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却永无止境。
官方网站：The TLA+ Home Page by Leslie Lamport
TLA：时序逻辑行为（Temporal Logic of Actions）
TLC：遍历 TLA+ 抽象出来的系统的每一个可能路径，并在每条可能的路径上对一些条件（称为“不变式”）进行检验。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